旧文重读系列:《大堰河——我的保姆》中身体符码的文化意义

旧文重读系列

《大堰河——我的保姆》中身体符码的文化意义

周启来

任何一个社会个体都要与特定的社会意识形态相联系,身体不可避免地要被纳入到政治文化的滚滚洪流中。身体与政治文化的联系通过身份、地位、名利等表征因素展现出来。艾青诗歌《大堰河——我的保姆》中的身体符码恰恰是通过这些表征因素传达出来的,从深层结构上分析这些承载身体符码的表征因素,可以使我们进一步深化对诗歌文化意义的理解。

一、身体的阶级性:多文化意义的缘起

诗歌中,存在着两个主体:“我”与大堰河,这两个主体带有鲜明的阶级性质。这种身体的阶级性源于特殊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艾青出生时正是晚清末民国初,社会混乱腐朽,底层民众过着凄苦而受压迫的生活,民众为了求生,地主为了享福保平安,出现了“保姆”与“乳儿”的称谓,大堰河与我的身份随之发生了变化。就像诗中所写的:“大堰河,是我的保姆。/她的名字就是生她的村庄的名字,/她是童养媳。/大堰河,是我的保姆。/我是地主的儿子;/也是吃了大堰河的奶而长大了的,/大堰河的儿子。”
这里不只是在写大堰河跟我的关系和她的身世,而是在深层结构中将我与大堰河的身体属性部分地揭示了出来。大堰河是保姆,她没有自己的名字,她是童养媳,还是一个地主儿子的母亲。
在多灾多难的旧社会,为了生存,人们自身的亲情关系时常都很难维系下去,可想而知,这多一层的“地主儿子的母亲”的身份,无疑加重了大堰河的苦难命运。大堰河可以用朴实的精神、用自己的勤劳对现有的一切进行适应,但是当她将自己的交出去的时候,那融合已久的真切的母子之情使她再也无法做出什么有力的抗争了,难以割舍或本就是不能割舍的情感中断了。对于善良的大堰河来说,这样的割舍将是永久的疼痛。
“……我看着母亲怀里的不熟识的妹妹,/我坐着油漆过的安了火钵的炕凳,/我吃着碾了三番的白米的饭,/但,我是这般忸怩不安!/因为 我,/做了生我的父母家里的新客了!”
我是地主家的儿子,这是我的一重身份,我的这重身份反而对自己的家感到不适应,这种不适一方面源于地主家里的陌生,一方面也不可否认地来自于对大堰河的熟知与依恋。恰是诗歌中体现的这两种情感,驱使作者不断地寻找适应自己的园地,如诗中所言:“而我,我是在写着给予这不公道的世界的咒语。”
我的身体在为自己的理想而践行,这种行动也源于我反观到的大堰河命运的不公平。“大堰河,今天你的乳儿是在狱里,” 我的身体也在承受着不公正的待遇,一如当年大堰河处于牢笼中的身体,大堰河的阶级属性使她以自己方式来适应那个社会,其实,这种适应本身就是一种尖锐的反抗,一种坚毅的精神流注。

“呈给爱我如爱她自己的儿子般的大堰河。大堰河,我是吃了你的奶而长大了的,/你的儿子。我敬你!/爱你!”诗歌中,情感的激烈源于阶级属性的认同。这种在由一般到特殊的影射过程中,我的“敬”与“爱”使大堰河的身体与灵魂合而为一。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到,诗歌在表面上追求情感的认同之下,身体与身份问题的价值彰显了出来。多重身体属性的缠绕源于我和大堰河双重身体属性的变化与交叉。可以说诗歌中大堰河的身体属性是向两个不同维度驱使的,体现在由保姆的身份、大堰河的名字、到童养媳,身体扮演的角色趋于底层或者说向最底层驱使;当大堰河的身体承担起了“地主的母亲”、“我的母亲”的角色,身体的属性便发生了变化,大堰河不再是普通民众中的一妇人。她所承担的多于他人的悲苦源于我的身份地位、源于那个特定的社会现实——地主阶级特有的霸权和相对的统治地位。我的身份属性则是呈上升趋势的,我是地主的儿子、大堰河的乳儿,到鸣不平的人、大堰河的儿子,从阶级归属角度来看我身体所扮演的角色趋于进步上升的状态,脱离地主儿子的身份,成了一个具有新的身体属性的鸣不平的人,回到了大堰河的怀抱,再次实现了对大堰河的情感认同。可见,诗歌中我与大堰河的形象、身份和角色经常处于变化之中,这也是诗歌中为何有如此大的情感张力的原因,在几重身份符码的演变中实现了情感的多重起伏,而诗歌中多重文,对
化意义恰是通过这些身份符码而源源不断地向外释放的。

二、身体的工具性:反“缺席”的一种升华

对《大堰河我的保姆》中的身体问题的探讨更重要的还要回到大堰河这个人物身上来,因为大堰河是艾青情感抒发的对象。诗歌中大堰河的身体具有很强的工具性质,但是这种工具性质并不是说大堰河的身体是“缺席”的,相反,是反“缺席”的一种升华,这种升华在于身体工具性质的内在精神。“就像日常生活里面也有尊严一样,身体里面也有精神。”如诗中所言:“大堰河以养育我而大堰河是维系其家庭生活的顶梁柱,是使家这个齿轮得以运转的发条,时时将自己绷紧。这也突出了大堰河身体负重之大。诗人用一个“啊”字不仅仅加深我对大堰河的怀念,也在暗示着身体与家的归属感的破裂。大堰河身体的负重体现在庸常而繁忙的劳作中。“在你搭好了灶火之后,/在你拍去了围裙上的炭灰之后,/在你尝到饭已煮熟了之后,……你厚大的手掌把我抱在怀里,抚摸我。”作为养家糊口的身体、作为处理日常生活琐事的身体,一旦忙碌起来,这种忙碌的身影就不再是地位低下的象征。堰河为了她的家,她的身体像机器一样不停地运转,她的多子也使她的身体具有了生殖工具的属性。但是大堰河的身体并不是麻木的身体,当大堰河这台身体机器有了间歇的时候,我的身体便受到了宠幸,大堰河以她慈母般的情怀无微不至地照顾到我这个“地主家的儿子”,身体的所有负重刹那间转化成了爱的永恒。“大堰河,为了生活,/在她流尽了她的乳液之后,/她就开始用抱过我的两臂劳动了。”
从另一侧面体现了大堰河身体沦为工具的性质。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大堰河的身体是特有的、独立的,她个人的身体并没有转变为集体的阶级的工具,真实的身体并非是“缺席”的。从身体所处的环境来说,大堰河的身体是平庸的、质朴,这也加重了“我”对大堰河的归属情感。内里的慈爱、善良、质朴使身体的工具性质备受人们关注,这样,身体受的磨难越多意义也就越大。但是这种沁入骨髓的内质是需要外在的行动来展示的,因此,诗歌中另一种叙事的展开奠定了作为工具性质的身体的另一种性质——反抗性。

 这种震撼人心的反抗性质是通过大堰河的“笑”与“哭”展现出来的。罗兰·巴特曾说: “身体是与意识形态建构相分离的,是一个抵御意识形态的有限的自由空间。”当身体深受精神(政治文化)的蛮横压制时,身体一方面会变成一部外在于自身的机器(盲目的随从),身体另一方面则会通过平庸的、恒常的、善良的、有异于外在环境的的表现方式来召唤那完全丧失的肉体自由和精神独立。最终,以“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实现了对意识形态的抵御。大堰河的“笑”与“哭”某种程度上就暗合了后者的指向。“她含着笑,洗着我们的衣服。/她含着笑,提着菜篮到村边的结冰的池塘去,……她含着笑,背了团箕到广场上去,/晒好那些大豆和小麦。”这里的笑是朴实的、乐观的、
勤劳的笑,但这里的笑也是压迫下的笑、无奈的笑、反抗的笑。这种双重的笑使笑的意义更显博大,剥削与压迫在这样的笑声里显得弱小与无力,从而产生对剥削与压迫的颠覆性质。大堰河的泪水、她的哭声或许是涤荡在每位读者心间的抹不去的哀叹。她的哭不仅使我们看到了她往昔的、坚强的、苦累的身影,更让我们看到了她一往的、朴实的、无私博大的母爱。“在我吃光了你大堰河的奶之后。/我被生我的父母领回到自己的家里。/
啊,大堰河,你为什么要哭?/我做了生我的父母家里的新客了!”当我被亲生父母接回去的时候,大堰河哭了。她的哭使身体由一种常态性过度到了非常态性,我不是大堰河的亲生儿子,大堰河有不哭的权力。但是,她哭了。大堰河的哭是天下母亲的哭,她为临终时没有实现见到我的夙愿而哭,呈现出深厚的绵长的母爱的力量。大堰河的泪水是在她将死时才流的,她的泪水是为“我”而流的,恰是在这里,身体的颠覆反抗性质达到了极致,大堰河身体衰竭的刹那唤醒了无数被压迫着的沉睡了的人儿,它使读者为这种持续到生命终点的无边的爱而动容。可见,诗人抓住了体现身体符码意义的两个关节点笑与哭,使大堰河身体所承担的意义再次爆满。通过工具属性、哭与笑将身体符码的文化意义丰富了起来。

三、身体的象征性:梦、死亡与家田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梦是人的一种向往,人的向往可以通过梦的方式实现预设,这种超前体验反过来易给现实中的人更多的追求梦的动力。大堰河有着最原始的人之常情的梦,“大堰河曾做了一个不能对人说的梦:/在梦里,她吃着她

的乳儿的婚酒,/坐在辉煌的结彩的堂上,/而她的娇美的媳妇亲切的叫她“婆婆”。“一个不能对人说的梦”,体现了当时社会对身体自由的限制。这种自由的渴望常常会以梦的形式呈现,成为赋予生存动力的一种方式。大堰河正是借梦来表达她渴望实现的理想,梦是支配她行动的一个精神支柱。

身体不在,人的一切并没有全部丧失。在某种程度上,死亡并不是用身体来否定对肉体的沉思、否定至高无上的价值。恰恰是死亡——大堰河身体的不在场性,击碎了封建的迷信与传统道德,它驱使读者从对自身的关注转而对自身的外在事物的关注,从外部去探寻死亡的原因。这就将大堰河身体遭遇中的政治文化因子散漫到整个社会之中了,也使身体符码的意义进一步扩展开来。“大堰河,今天我看到雪使我想起了你:/你的被雪压着的草盖的坟墓,/你的关闭了的故居檐头的枯死的瓦菲,/你的被典押了的一丈平方的园地,……”这一系列的定语不仅烘托了一种凄凉、悲苦、死寂的气氛,也凸显了死亡之后大堰河的身份地位,为作者鸣不平奠定了基调。

母性的身体是家的象征。母爱力量的放大,易使人对家产生怀恋。如诗歌所言:“大堰河,今天是在狱里,/写着一首呈给你的赞美诗,/呈给你黄土下紫色的灵魂,/呈给你拥抱过我的直伸着的手,/呈给你吻过我的唇,/呈给你泥黑的温柔的脸颜,/呈给你养育了我的乳房,/呈给你的儿子们,我的兄弟们,/呈给大地上一切的,/我的大堰河般的保姆和她们的儿子。”通过对大堰河身体的记忆将大堰河的身体形象由“个”上升
社会的突破口,它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回到身体一 到“类”,在这种由特殊到一般的过程中,更突出了作者对母亲的依恋、对家的依恋。 可以说对大堰河身体的揭示要比对其心灵的描写有着更多的优越性。“强调身体就是强调整体的生命力,就是医治贫血的灵魂。”这里面其实蕴含着作者很深的精神焦虑,这种焦虑是综合性的、多方面的,不排除恋母情节。对母体的依恋、对家的向往也使行文中的情感达到了极致。

四、结语
 

通过回忆过程中的心灵的对话,我们会发现大堰河的身体境遇强化了作者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悟。这也唤醒了读者的自我意识和自我领悟。“精神如果无法通过日常生活、通过身体传达出来,这种精神的真实性就很可疑。因此,我反对用一种貌似高尚的精神来贬斥身体、践踏身体、把身体驱逐到一个黑暗的境地。”
艾青找到了反抗那个黑暗的突破口,它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回到身体一大堰河的身体,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艾青对《大堰河——我的保姆》的写作是实现了“回到有体温的写作现场”。通过身体的阶级性、工具性
与象征性符码的阐释,诗歌的文化表征进一步凸显出来。艾青在诗歌中实现了灵与肉的纠缠、冲突: 分裂、沟通与交融,许多具有张力的情感撞击着读者的心灵,在将身体符码的文化意义展现出来的同时,也使生命与光明的奇迹开始出现。 

发布者

glgzh2009

绵竹中学高级教师。四川省特级教师,德阳市语文学科带头人。联系电话:13550646445 邮箱:glgzh@163.com 通联地址:四川省德阳市绵竹市天河沁苑一幢四单元4楼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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