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的记忆之二:我是您的尾巴


绵竹中学   龚志华


在渐渐淡远的记忆中,有一句话始终让我不能忘怀,这就是您在我小时常说的“我有一条尾巴”。


当时我们家住在白沙最偏远的小山村——纳盘新街。您在老街教书,我也在老街念书。可能是您考虑到距家相当远(有十多里),我又小。所以我们父子俩都住校。那时,我可是一刻(除了上课的时候)也离不开您呀,吃饭时,没您在,我是不进食堂的,尽管食堂的王伯娘待我很亲切,尽管秦老师、老师等爱轻扣或轻摩我的头,喜爱我这个学习成绩极好但特别害羞的“假姑娘”,尽管数学启蒙兼班妈妈老师常仰着胖胖的脸笑咪咪地招呼我,但不知怎么的,我还是不愿意一人进教师食堂。您晚上要集体办公,我坐在您办公桌的一侧,做完了作业,便静静地等着您下班一块去睡觉。我是不会一人独睡的,总觉得漆黑的夜里会冒出一个人头或伸出一张脸,让我想都不敢想。我宁愿伏在您桌旁或蜷缩在藤椅里,让你把似睡非睡(睡意极浓但睡得极浅,只要一动,我便会很快醒来,您在,我又安稳踏实地睡过去了,您不在,我则会哇哇直哭)的我抱进寑室。上了床,我担心您什么时候会离开,所以,无论是酷热难奈的夏夜,还是寒气入骨的冬晚,我总要抱着您的脚睡,就像我女儿小宇小时要摸着她母亲的脸睡觉一样。冬天,您一双冻脚,冰死了我;夏天,我的一番死抱硬缠,可把您折腾得够受吧——不知,是不是如此,您才说,我是您的尾巴。


 长大些了,我们父子俩常跑通学。从家里到学校,要下很长很长的坡,再过几弯几折的但极平缓的堰沟路,而后又下好长好长的坡,一直到了坡底,便到纳盘小学了;从学校回家里,则相反,先爬坡,走一段平坦的路,再爬坡。上学,我们自然同路;放学,因您没教我,但我总是要等您的。一路上,我总要您给我讲许多天下的故事包括您的故事。我太熟悉您讲的许多人和事,直到今天,我还清楚回忆得起您讲故事时的各种语气、神情。我那时,可是个心贪的小人儿,我要您一刻不停地讲故事。天下哪有那么多的故事呀,所以常常让您绞尽脑汁,“逼”出您一个又一个精采故事,让您口干舌燥,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是不是,我是一个难缠的小屁孩,您才会说“我有一条尾巴,甩一甩不掉的尾巴”呀!


不过,我分明的记得您说这话时的神态,几乎是百分之九十的自豪与得意,当然也有些许的埋怨。


时至大学、出来教书,我都是父亲您的尾巴呀。在一位极普通但又让我极崇拜的老教师的身上、血液里,我获得了许许多多的养份:您的宽厚善良,您的朴素大方,您的坚韧如钢;您的军人气质(父亲是南下干部,在国民党部队当过兵,后起义投诚),您的博学多才(虽只念过初中,但您善学爱钻,主教初中语文,出色地教过初中化学、政治、美术、音乐,会风琴,会编剧,能在生产队的公房墙壁上出神入化地描绘毛主席的巨幅画像,会一手瘦劲的钢笔、毛笔字),您的哲人睿智,您的诗人品格。到了晚年,您还爱上了体育,尤其是足球,是一名优秀的讲解员。这一些或多或少地影响着我,滋养着我。不过,父亲,我不得不承认,我是尾巴呀,无论是思想、情感,学识,为人,我与您相比,始终远着呢。今天,以后我都是您的小尾巴。


不得不提的是,父亲您自从脑溢血后腿有些瘸,牙也掉光了,全是假牙,吃饭也不太方便。表面上您生活得安乐,但我隐约发现您老变得易伤感了。唯一没变的是,对远在他乡打拼的我们一家更是惦记了,尤其牵挂的是您最疼的孙女小宇了。


小宇和我一样,也是您丢不下的小尾巴呀,我最敬爱的父亲!

我的女儿们

              绵竹中学   龚志华


我将她们搁置在“阳光岛”上,那里紫云缭绕,红光和煦,有着宽阔而深邃的碧水,还有着大小、高低不一的奇形怪状的石山和光滑的鹅卵石,山石之间长着藤条状、花团状的丛丛绿草红花,也散落着些珊瑚、海螺、贝壳。


我的两个大女儿,喜欢穿桔黄色的轻纱,走起路来,风风火火,搔首弄姿。一到水里,或扎猛子,或绕着石山或花草丛跳舞。跳舞时爱忽闪着大眼,极尽其风情。


稍大的一对女儿,常挂着随风舞动的黑纱,行动起来,不紧不慢,一步三摇。可是只要有吃的,她们可是“黑旋风”,东西刚一出手,便飞快地卷到嘴里。


再后的一对女儿,爱穿素白的罩衣,罩衣的衣领、后背点缀着一些红色,性情温和,常跳华尔兹。


四女喜欢一人独来独往,出行最有特点,心急火燎,一步三窜。


五女的眼最有个性,像罩着雾水,但细心一看,便可见闪烁而动情的眼眸。


幺女,我常唤她“小不点”,身体娇小,可真称得上“小家碧玉”。她很怯生,凡事总躲在后面,有些忧郁。


我非常爱我的女儿们,天冷了,我为她们送去温暖,热了,我换清水让她们尽情沐浴。我几乎每天都得为她们准备吃的。生病了,我会为她们去找药,然后悉心的守护着她们,望着她们一天天好起来。


女儿们快乐,我便快乐;女儿们忧伤,我也忧伤。


这一群女儿就是被我用大玻璃缸囚居在“阳光岛”上的可爱、可怜而有可悲的金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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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的寂寞

          绵竹中学   龚志华


电话孤零零地趴在客厅一角的玻璃桌上。


    听着客厅正前方立着的电视里唱着《电话,电话,你好吗》,电话沉沉地低下头。


往电视左侧瞧去,滴水观音长得正盛,硕大的叶子泛着青绿色,在窗外阳光的映照下,越发显得可爱。


侧耳一听,旁边的玻璃缸里,无数条金鱼在水中欢快地游来荡去,不时地发出击水声。


主人闭目瘫坐在自己一侧的长沙发上。


“嘀,嘀,嘀”,电话有些兴奋。主人抬手摘机,而后,又重重的放下,说:“怎么回事?一接便没有了。”


电话知道,对方打错挂机了。


桌上的台历,已被主人一页页撕去,记事簿上记满了同一个人的电话号码。


电话默然不语,一周了,这还是电话声第一次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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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心里的锁

                                   绵竹中学   龚志华


       曾在2001年第3期《青年科学》中看过一篇小小说,说的是这样一个故事:一代魔术大师胡汀尼有一手绝活,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打开无论多么复杂的锁,从未失手。他曾为自己定下一个富有挑战性的目标:要在60分钟之内,从任何锁着的屋子里挣脱出来,条件是让他穿着特制的衣服进去,并且不能有人在旁边观看。英国一个小镇上的居民决定向伟大的胡汀尼挑战,有意给他难堪。他们特别打制了一个坚固的铁牢,配上一把看上去非常复杂的锁,请胡汀尼看看能否从这里出去。胡汀尼接受了这个挑战。他穿上特制的衣服,走进铁牢中,牢门咣啷一声关了起来,大家遵守规则转过身去不看他工作。胡汀尼从衣服中取出自己特制的工具,开始工作。30分钟过去了,胡汀尼用耳朵紧贴着锁,专注地工作着;45分钟、1个小时过去了,胡汀尼头上开始冒汗。两个小时过去了,胡汀尼始终听不到期待中的锁簧弹开的声音。他精疲力竭地将身体靠在门上坐下来,结果牢门却顺势而开。原来,牢门根本没有上锁,那把看似很厉害的锁只是个样子。
      
看完这个故事,我心里并不轻松,因为我们在生活中也常常犯胡汀尼那样的低级错误。从心理学上说,胡汀尼患上了目的抖动症,即急功近利,为目的的实现而殚精竭虑,一旦受挫,就心理浮躁,或忧虑,或气恼,根本就静不下心来看一看,想一想,换一种方式试试,换一个角度想想。这是胡汀尼的悲哀,也是我们不少人的悲哀。由此我想到了人类不少的心里的:(一)简单的事情复杂化,这里有两个故事,一个是中国的,说是有一位大学教授在某处讲学,讲话中大学教授面向所有听众提了一个问题:一加一等于多少,全场听众竟无一人回答。不是不能回答,而是觉得教授出的题一定没那么简单,一定非常复杂。当教授告知大家答案时,有的人才从心灵狭谷中走出,特感十分的遗憾。另一个是外国的,说的是亚历山大解结的故事。故事是这样的:有一位圣人编了一个无头结,说:谁要是能打开这个结,谁就可以成为亚洲王。于是便有不少的人来试着打开这个结,但各种方法都试尽了,也没能成。聪明的亚历山大一刀辟开了这个结,成了亚洲王。(二)看待事物片面,有这样一件心理学上的趣事:一个心理学家在一个黑暗的屋子里引领七个人顺利经过了独木桥。心理学家打开灯,过了独木桥的人一看,窄窄的独木桥下面,有一深水池,水池里正游动着可怕的鰐鱼。心理学家问大家还愿不愿再过一次独木桥,只有三位表示愿意。愿意过独木桥的三个人中有两人战战惊惊地过了独木桥,而另一个人还没走几步,便退回了。心理学家再次打开灯,大家发现水池上面,罩着一张不易看清的安全网。这个心理趣事除了说明其他方面的意思外,有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就是,我们往往不能全面地看待事物,因而产生一些不该产生的失误。
      
从胡汀尼到我们周围许多人,所不能解开的是心里的结,所不能打开的是心里的锁。我们往往苦于斯,困于斯。其实只要我们多观察,多思考,有健康的心理,积极的心态,我想世间再难打开的心结,再复杂的锁,最终都会找到解决的打开的办法的。


 

爱是阳光

                                             绵竹中学   龚志华


    当今社会是学习型社会,知识似海,信息如潮,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教师,既要“红烛成灰终不悔”,又要“学习、学习、再学习”。教育的过程,就是学习实践的过程。还记得这样一句教育名言“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育,教化之本者在学校”,学校教育的承担者是教师,有人说过“教育可以改变任何人”,虽说有点夸张,但它强调了教育所起的巨大作用,对学生而言,如果我们对他们实行爱的教育,施以情感管理,教育是能取得成效的。著名哲学家罗素曾说“凡是教师缺乏爱的地方,无论品格还是智慧都不能充分地或自由地发展。”二十五年的教育实践,使我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爱的教育的确可改变学生,有时可改变学生一生的命运。而所谓的“警察式教育”“打骂式教育”,虽能起一时之效,但伤害了学生身心,并不能令学生信服,轻者让学生反感、抵触,重者会把学生逼向绝路,甚至走向罪恶的人生。


       这里我讲讲大学实习时的一段经历。大三那年,我分到宜宾巡场矿务局子弟校实习,学校先是安排我实习初一,一个星期不到,便调我到初二,为什么呢?事情是这样的:原来实习初二数学兼班主任的王教师不愿再呆在这个令他伤心的班级,经调整到巡场中学实习去了。从实习带队老师的口中,我了解到,王老师曾叫调皮王康红(为保护孩子,只能用化名)到讲台上接受训话,可这位调皮大王态度不端正,王老师便拉他到学校办公室进行教育,结果被康红撂到在讲台上。面对这样的教育难题,我开始钻研教育学、心理学理论,进行了更深入更细致的学习。通过学习,我确定“攻心为上”的爱心教育策略,具体开展了了以下工作:我先侧面了解他的家庭及所交往的朋友,经了解,知道他父亲是矿务局局长,脸面思想很重,对他在校的种种不良表现伤透了心,康红一回家得到的不是打便是骂,而他妈妈更是拿他没办法,只好对他不理不睬。于是他在校内便与班上的几位不贪学习的“体育狂”玩在一起,在社会上便与一些游手好闲之徒往来,还经常在裤兜里藏一把刀子。面对这样一个学生,硬碰硬是不行的,我决定找他的“闪光点”,哪怕他学习成绩再差,我也尽量让他在全班同学面前有展示自己亮点的机会。我发现他字还写得像样,于是便在张贴栏中贴了他写的一篇钢笔字,为了不使他误解,我在全班同学面前说了这样一段话:“单从书写上看,康红同学超过了一些同学。对于一个学语文的人来说,字是‘脸面’,康红同学书写端正,整洁,值得肯定,希望康红同学能在其他方面做出新的努力,写好自己的一生。如果大家有一颗帮助康红同学的热诚的心,请大家为康红同学在学习上的这一进步鼓掌”。不少同学为康红鼓掌。我注意看康红,发现他脸上有了一种不同往日的表情。事后不久,他在周记中写道“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普通而又不平常的日子,从小学到初中,我是第一次得到老师的表扬。第一次呀,有谁会这样痛彻心底的感触呢?在家被打骂,在学校受批评,同学看不起,老师瞧不上,只有与我的哥们儿狂欢的时候,我才感到自己还算一个人?我曾想过学习,但荒废的时日太多,怎能补得上呢?我只能在所爱好的体育活动中去表现自己,为老师增光!”事后不就,学校召开校运动会,初二(3)班从来没在年级上拿过名次,更不用说得冠军。班上有同学告诉我,实际上初二(3)班是很有实力的,只是因为每次康红他们都出工不出力,所以每次运动会初二(3)班都“赶尾巴”。知道这一情况后,我便找康红他们一群体育狂热分子商量,希望他们为班集体出力。康红他们见我态度诚恳,便异口同声地说“龚老师,没问题,我们一定拿年级第一”。我坚信他们说的是实话,一一拍了拍他们的肩。果然,由于康红他们一群体育狂热分子的奋力拼搏,初二(3)班最终获得了年级冠军,全班欢声雷动。在一次班会上,我提出让康红担任班上的体育委员,征求大家的意见,绝大多数同学同意,康红也欣然接受了这一职务。有一天放学,我邀康红一块打乒乓球。打球中,我告诉他,要想在同学中树立威信,一定要想方设法提高学习成绩,并告诉他学习上有什么困难可找我,也可找各学科教师,康红有些为难,但还是用力点了点头。我知道他的基础差,学习缺乏信心。我就从语文科下手,专给他“开小灶”。康红尽管底子薄,但悟性好,经师生共同努力,他语文学习进步快,成绩显著。在此基础上,我征得康红同意,进行了一次家访,欣喜地告诉康红的父亲他在学校所发生的变化。他父亲早就觉察到孩子的变化,对老师所付出的一切心存感激,对儿子自然也多了笑脸。这以后,康红在课堂上与以往相比,好像换了一个人。各学科老师也答应愿为他辅导,康红脸上出现了难得的笑容。他开始以他的方式来感谢老师,请我下馆子吃黄鳝,或请我看电影,或下澡堂洗澡,我一一婉言谢绝,我怕他多心,便开导他说:“我领了你的心意,若你真要感激老师,请你用成绩来证明。老师真诚地希望你能与社会上的不良分子断绝往来”。这一次,我看到了康红眼里闪烁着泪光,他坚定地点了点头。我望着他欣慰地笑了。实习到了最后阶段,不知怎么地,我患了重感冒,最终躺在寝室里,病中的我感情十分脆弱,总是希望有人能来看看我。我的愿望很快实现了,第一个踏进我寝室的学生便是康红,他一见面就说:“老师,本来早就想来看你的,只是我知道,老师最看重的是我的成绩和进步,正逢数学和物理测验,我不敢分心,怕考不好无脸见老师,实在是对不起”,说完把两科测试卷摊放在我面前,我一看,是红红的“85分”“87分”。我欣喜地流出了热泪。从那次起,我心目中再也没有“差生”的概念了,我感到了爱的教育所产生的力量。实习结束回校那天,康红哭泣着追随火车很长一段路。有一次还跑到我们学校来找我玩。
   实习工作中树立的理念,获得的经验,便成了我走上工作岗位的人生价值取向。踏上工作岗位后,我更加注重对教育名家的学习,在我的教育学习实践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是于漪老师,一是魏书生老师,我特别崇尚于老师的情感教育和魏书生老师的科学、民主化管理,每接一个新班的第一节课,我就对我的学生们说:“在龚老师的心目中,没有差生和好生之别,只有先进生与后进生之别。这就相当于走路,有的同学快了半步,而有的同学慢了半步。老师也没什么了不起,只不过在大家之前先学了一些,希望大家互相合作,共同进步”。在这以后的工作中,我力求教育公平,尽量做到抽问学生的次数均等,让学生活动表现的机会均等,关爱每一个学生,关爱学生的每个方面。渐渐地我说的话成了我课堂教育中一句口头禅,有的学生说是“名言”。从白沙到古蔺,从古蔺到绵竹,我一直将它作为我行动的座右铭,实实在在地“落实”在教育与教学中。
  还记得我在古蔺中学教贫困山区优教实验班的情形,每天早晨太阳还没有升起,我便领着同学们在长长的跑道上晨跑,晚上,大多数人已安然入睡了,我还在巡查学生寝室。由于学生均来自区乡,作为既任班主任又“跨头”任两个班的语文(同时还负责学校教科室工作)的我,既要作教师,又要作他们的生活父母。山里的孩子穷,思想问题也多,不多与孩子相处,不走入孩子的心灵,是很难掌握真实情况的。我牺牲了大量的休息时间,和学生一块进行一些有益于学生身心的轻松活泼的活动,我细心地在报名册记下班里每个学生的生日,在同学不知不觉中举行各种形式多样的生日主题班会,使学生感受到了大集体的温暖,想家的同学不再那么刻骨铭心地想家了,性情孤僻,心情抑郁的同学也开朗多了。贫穷的学生家里不能及时寄来生活费是常有的事,没钱看病的也有,作为班主任的我,还得经常为学生垫付这样那样的费用,有时一个月的工资垫付完了,还得借钱用,虽说如此,但看到班上的孩子没有愁苦的神色,我就心满意足了。我还记得这样两位学生的姓名,一个是何林,一个是袁宏贵。两个学生的家里都穷。何林小时候患上了严重的哮喘,一感冒就犯,而家里又没有多少钱,每一次都是我送他到中医院去看,一方面要给他付药费,另一方面要为他送烫熬药,为这个孩子我没少花精力。这孩子成绩虽差,但很努力,一直是班上的生活委员,工作相当负责。出于感激,有一年放寒假回来,这位同学说什么也得让我收下两斤白糖,说是他父母的意思,我知道两斤白糖算不了什么,但我知道他在乡里人心中的份量,我感动地收下了。袁洪贵,一个相当踏实的孩子,学习异常刻苦,高中三年一直没发现他换过衣服,只穿单薄的衣裤,即便是冬天,仍光脚穿一双解放鞋。在学校,很少发现他买肉吃。高三一年,实在没办法了,他只好住进人家废弃不用的一间破屋子里,自己做饭吃,常在放学后到街上去捡农民丢弃的菜叶,而后拿回来做菜吃。我除了尽可能地多给他一些钱外,还常把一些肉送给他,还积极向学校争取援助,组织全班学生募捐,帮助这位同学渡过难关,让这位同学回到了学校寝室。通过大家帮助,这位同学最终圆了大学梦。在这位同学给我的一封信里,有这样几句话,我是不会忘记的,他说:“患难之时能得到您的关爱是我一生的幸运,也是我一生不断前进的动力”。其实,作为老师,我付出的只是很少的一点点,但对我的学生们来说,可能无形中就有一种莫大的力量。
  作为一名已有25年教龄的教师,无数次教育实践让我深深地懂得,学生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学习上的关心,生活上的关心,还需要心理方面的辅导。到绵竹中学后,我发现不少孩子的学习心理压力很重,他们有太多的困惑。有一位叫丰涛的同学曾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诉说过,五班一位月考失败的女同学曹西霞曾几经斗争才口头告诉我她的苦闷,先后有十五位同学利用周记向我讲述他们的心中的烦恼,这些孩子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他们不愿意向不信任的人吐露心灵的秘密。表面上看,他们似乎快快乐乐,实际上他们有很多学习心理问题没有得到疏导和解决。对孩子的心理问题,我采用一般与个别相结合的方法。一方面我将自己有关中学生学习心理辅导的系列文章,印发给大家,并给他们介绍一些心理自导方法,向学生推荐一些励志和心理辅助书,另一方面通过课间与同学一块活动,或与同学闲谈,或在作文本、周记本上交流看法等形式,尽量走进学生心中,做学生的贴心人,尊重他们,信任他们,让他们亲近老师,愿意与老师交心,在进行心理教育时不进行纯理论说教,由于方式较巧,取得了一些效果。
  纵观二十五年教育实践,我体会最深的是:教育不能缺少爱。正如一位教育家所说的一句话“人生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这里的大事,就是把整个心捧出来献身教育,献给学生。这里让我将自己写给所有教育同仁的一篇短文中的几句话来作为这篇文章的结尾:“如果把爱比作阳光,那么教育不能缺少阳光。对孩子而言,一个鼓励的眼神是阳光,一句宽慰的话是阳光;微笑凝视是阳光,轻抚双肩是阳光;理解是阳光,宽容是阳光,信任是阳光;循循诱导是阳光,谆谆教诲是阳光;只要我们‘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你所言所行都是阳光。给孩子阳光,成功的种子就会破土发芽,给孩子阳光,成功的花儿就会鲜艳灿烂。给孩子阳光,我们就会有阳光般的心情,阳光般的笑脸,阳光般的事业。”


四川省绵竹中学   龚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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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封的记忆之一







                             四川省绵竹中学   龚志华


那是一片遥远的记忆,岁月的风尘将它掩埋得很深、很深,只是偶尔在心灵的底片上闪出星光点点。——题记
   (一)
   低矮的屋子
   竖着木栏的窗户透进些许光亮
   我分明地感到了母亲的失落和忧伤
   两行清泪爬上了已醒事的我(那时我五岁)的脸庞
   出大事了,深重的阴影已罩住我的家
   也不知是我眼明耳尖,独自玩耍时从教室的窗洞里瞧见了委屈的父亲
   ——他的面前立着一个草人,草人胸前挂着一张纸,纸上写着三个字(后不才知道是“刘少奇”)
   另一个姓罗的老师,被五花大绑,高高的个子再也挺不直腰。面前同样立着一个草人
   几个造反派嚎叫着,疯狂地喊着什么
   教室的坐位上堆耸着林立的振臂高呼的手
   这就是父亲被批斗时的场景
   我已记不清是否为我所见
   抑或是听母亲、姐姐们的描述
   不管怎样,我见着母亲憔悴的脸上闪着泪花,我懂事地趴在呆坐于床上的母亲的膝盖上,流着泪仰望着母亲
   那一天,我觉得天好暗、好暗,本来就低矮的屋子,好低、好低……